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结束，英军于1945年9月3日登陆槟城，重新恢复了对槟城和整个马来亚的统治，10月10日，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将在马来亚推行马来亚联盟（Malayan Union）计划，并于1946年1月发表了白皮书，白皮书建议成立新加坡和马来亚分治的新政府，即在政治结构上，新加坡成为独立的皇家殖民地 （crown colony），槟城、马六甲和马来半岛上9个马来土邦，联合组成“马来亚联盟”。
引人注目的是，白皮书规定英国殖民政府应推行一项普遍的“公民权运动”，以促成马来亚各族群之间的自然融合，并最终发展出各族群皆认同的民主国家政体。
这个白皮书首先遭到马来族群社会的激烈反对，他们担心可能会因此削弱马来人在新政府中的绝对影响力。日益高涨的马来民族主义运动在少数民族主义者上层人物的
推动下已经广泛地影响到一般的民众，马来民众一致支持各州苏丹统治者与1946年3月4日成立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及其领袖所发起的
“杯葛运动”，一方面反对英国企图因此延续对马来亚的继续统治，另一方面，他们也抗议“非马来人”可以“轻松地”获得公民权，与马来人分享新国家的政治权力。
与此相反的是，马来亚的华人族群对白皮书中的建议普遍反应迟钝，或者说冷淡。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绝大多数华人还是秉承中国导向的民族主义，无论从情感还是行动上希望能够效忠自己的祖籍国；再者，不参与“异邦政治”的惯性对一般的华人民众仍有很大
的影响力，尤其是战后初期的华侨社会遭受财产和心理的双重打击，对政治参与还心有余悸。
譬如，从1946年1月至6月，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文报章和社会侨
领所发表的意见，均侧重呼吁殖民政府实行双重国籍，以保持华人的特殊身份，而对新政制可能对华人社会造成的潜在影响既未做深切的关注，也未对一般的华人形成舆论上的“何去何从”的引导。
一直到1946年12月中旬，一个融合左右翼政治力量和各族
群代表的“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Pan-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在新加坡成立，这个组织包括印度国大党、泛马工会联合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军人协会，以及青年和妇女等社会团体，主张不分离新加坡，对
所有定居并效忠马来亚的人民以平等的公民权等。
英殖民当局和马来亚民族主义者不理会这些要求，于1946年12月24日抛出了新的修改方案，这就是后来成
为马来亚独立建国的“雏形”：“马来亚联合邦”（The Federation of
Malaya）蓝皮书。蓝皮书基本上满足了马来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即：承认马来苏丹统治各土邦的权力，建立马来统治者会议；明确马来人在政治、经济上拥有
特权；英国政府派出一名高级专员取代总督；非马来人申请公民权附加了更多苛刻的条件等。
1947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将正式推行蓝皮书计划，一时激起了全马来亚的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的不安和抗议。
10月20日，抗议达到高潮，出现了全国
性的“大罢市”，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华人、印度人社团以及其他非马来人的响应，是“二战”后新加坡和马来亚最大规模的大罢市行动。
尽管如此，也阻挡不了计划的推进，1948年2月1日，英国正式宣布“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以取代“马来亚联盟”政制，结果导致非马来人的剧烈反弹，但有关当局置
若罔闻。同年12月7日，一个由西商会会长麦卡（D. A. Markay）及印商会会长波努鲁里（N.
Ponudurai）为首的主张在槟城立法议会中酝酿脱离“马来亚联盟”的筹备委员会成立；
13日，筹委会发动民众在槟城举行集会，选出的212名代表中有200名投票赞成槟城脱离联邦，在随后发表的文告中说：“槟城必须寻求各种宪制途径脱离马来亚联盟，仍然维持其在海峡殖民地的地位（指如同新加坡——笔者注）。这是对槟城和威省最好的选择”。
筹委会旋即成立了一个囊括了除马来人以外的各族群和利益集团代表的15人委员会。此举引起了马来族群的强烈反对。
巫统主席拿督翁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他说：“槟城脱离联盟与否应由马来人来决定，而不是非马来人” 。
该委员会起草了关于脱离联合邦的动议，并提交槟州立法议会讨论表决。麦卡代表主张脱离联合邦的一方认为，槟城与马来半岛其他各州在政治和行政上有所不同，如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将会失去政治、经济和行政上的权力；再者，联合邦协议的达成并未征询槟州人民的意见；而代表巫统的艾迪（S. M.
Aidid）反对脱离，主张“马来亚联合邦”的成立是马来人斗争的结果，任何企图将槟城脱离联邦之举都将遭到全体马来人的反对，他进一步认为，槟城如果没有依靠马来半岛，是不可能站得住的。
动议案提交给于1949年初召开的槟州立法议会。
结果是，在英国殖民当局、马来亚联合邦政府以及马来亚其他各州华人社团的反对声中，以15票对10票的劣势终遭否决，结束了槟城试图脱离“马来亚联合邦”的“分离运动”。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